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成果的总合，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推进。16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促使文化认识论的建构凸现出来，人们不再满足于古代人对于文化差异的初级认识形态，如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族文明的容纳与汲取精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化同一论所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的文化认识论、古罗马确立基督教地位后，以一神教为信仰的西方传统文化对于异教的排斥等等。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关系不能再只以自我感觉为基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有逻辑基础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应从科学角度说明文化差异与同一的实质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对待。从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到黑格尔，都在努力把自我认证作为主要途径，这种认识主张认为：民族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各有其构成的中心。因此不同文化之间不能直接形成认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必须通过民族文化的同化，即他人文化进入自我文化的体系中才能被理解和接受。民族的心理思维与语言各有其特性。语言是民族性的表现形态之一。洪堡说，“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总体来说这种有代表性的西方文化认识论是以理性同一性为中心的，是理性中心论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至少在文化领域内，它的认识仍然是形式逻辑为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对这种认识论的理论批判，萨伊德等东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可惜没有能把这种批判深入到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认识论层面，所以那样的批判尽管慷慨激昂，但结果只能及其皮毛而不能及其筋骨。笔者认为至少要注意两次重要的批判：

第一次是康德对于赫尔德等浪漫主义文化认识论的批判，康德不无轻蔑地说到当时被吹嘘得无所不能的所谓人类学知识，认为这门随着殖民扩张而勃发起来的学科并不是代表理性的科学。他评论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书时，就指出其学说是“动摇于人类天生具有不同性和共同性”（即差异与同一）之间的“支离破碎的假说”：他把人世气候不同的原因称为一种遗传的力量。……一方面他摒斥进化论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又摒斥外部原因的纯机械的影响，认为并不适用于解说原则。于是他就采用了一种内在的、按照外部环境之不同而能相应地自行调节的生命原则作为它们的原因，评论人在这一点上对他完全赞同，但只有一项保留：即，如果这种由内部起组织作用原因由于其本性，也许在被创造物的形成过程中仅限于一定数量上与程度上的差异（按这种办法，它就不能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之下，有进一步再形成另一类型的自由）；那么我们仍然很可以把这一发育性的自然规定称之为种子或原始秉赋，而不必因此（就像在进化论体系中那样）把前者看成是自始储存着的并且仅仅是偶或彼此包蕴着的机制蓓蕾，反倒应该看成是纯属一种尚未能进一步得到解释的自我发育的能量的局限，而这后者我们恰即不大能解释或者是使之为人理解。康德对于赫尔德种族文化理论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西方中心论是种族优越论的一张画皮，甚至连进化论的遮掩都不再需要了。可是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天生的宠儿或是“特选者”，其他未开化民族则只能像塔希提岛上的“幸福的牛羊”一般蒙昧。正像康德所说，他们连完整的逻辑学基础都没有。

第二次是后现代主义针对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中心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律兹和瓜塔里等反对黑格尔哲学也是西方理性的核心——同一性思维，强调差异的绝对性，反对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后现代主义者几乎完全否认了形式逻辑，正像哈贝马斯所说，失去了认识的阿基米德基点。无论如何，这两次批判对于西方文化的重创未可轻视，它是我们重建文化认识论的前车之鉴。

那么，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文化认识理论形态的建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辩证逻辑为我们提供了逻辑依据，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是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而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所谓“次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辩证理性的，而不是所谓的“实践理性”或其它。冯契先生指出：“生产、语言以及哲学和科学历史发展的特点，使得中国人有较多的辩证思维的习惯，而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对辩证逻辑作了较多贡献。”李约瑟博士也说过，当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发展形式逻辑的时候，古代中国人更重视辩证逻辑。中国的有机宇宙观与希腊人、印度人的原子论相比，中国是高深的，而西方是初等的。新辩证观念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和理性原则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建构文化认识论。简单说，中国辩证观念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观念，《墨经》“同异俱于一”的辩证逻辑为核心。在历史文化观念上表现为“究天人之际”的人与自然同一与差异的辩证联系，华夏与四夷、儒释道三教互相交往与逾越，自我与他人互动互补的原则。这种原则的阐释是无限丰富的，前人已有大量的论述。笔者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辩证观念是以《易经》、《墨经》中的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新的辩证观念，它建构于辩证逻辑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现代理论形态，它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念中获得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历史与逻辑结合、分析与综合结合、符号感性与理性思维结合，形成完整的体系。